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连续三届入选全国“百强报刊”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连续三届入选全国“百强报刊”

1月15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在官网发布《2017年全国“百强报刊”推荐名单公示》，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入选百强社科期刊，是广西三家入选报刊之一。自第一届全国“百强报刊”评选以来，《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连续三届入选百强社科期刊。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实施精品报刊工程，深入推进新闻出版业数字化转型升级、融合发展，2017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开展了第三届全国“百强报刊”推荐活动。

目前，全国各地出版的报纸有1800多种、期刊10084种。第三届全国“百强报刊”推荐工作从2017年9月开始，持续3个多月。经各地各部门推荐、管理部门审核、评审委员会评审等工作，确定《人民日报》等100种报纸入选百强报纸推荐名单，《求是》等100种期刊入选百强社科期刊推荐名单，《细胞研究》等100种期刊入选百强科技期刊推荐名单。

近年来，《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在向专业学术期刊转型的道路上进行了卓有成效地探索，积极推进交叉学科和跨学科研究主打栏目的持续性开设；在突出人类学理论与方法栏目的同时，加强人类学分支学科栏目设置，如医学人类学、旅游人类学、经济人类学、历史人类学、文学人类学等；其他栏目如法学、管理学、语言学等都体现了人类学学科的发散性以及民族地区的研究特色。虽然在期刊名称上叫《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但实际上刊物体现出了人类学学科的大格局。

为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充分发挥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学术研究阵地、意识形态阵地作用，学术期刊服务于学科建设与社会发展的平台作用，《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将陆续开设“一带一路与民族志研究”“人类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新时代民族社会治理”“乡村振兴与文化传承”等专题栏目，秉持优稿优酬的原则鼓励富有原创性研究的优秀论文刊发，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与话语体系，推出更多有价值、有分量的研究成果。(胡宝华)

【编辑：黄艳梅】

理论研究专栏｜高质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条路径

作者

纳日碧力戈，内蒙古师范大学民族学人类学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

陶染春，暨南大学文化遗产创意产业研究院研究员，复旦大学博士后。

来源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３年第１期

摘要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简称“铸牢”）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内容，也是重要步骤。只有“铸牢”言行、“铸牢”知行与“铸牢”语境、“铸牢”感情交融一体，“铸牢”意识才能在有形有感中有效。要使“铸牢”有形有感有效，就要养成“铸牢”习惯，而言行合一、知行合一、“入境入情”是养成“铸牢”习惯的关键路径。本文试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老办法，变通借用和活用身心交融的王阳明“知行合一”说、奥斯汀“言行合一”说，以及情感共鸣的涂尔干“集体欢腾”、德瓦尔“共情”论，以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探索学理路径。

基金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构建中华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少数民族视域研究”（项目编号：１７ＺＤＡ１５２）；甘肃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委托河西学院项目“河西走廊民族团结和历史文化研究”（项目编号：Ｈ２０２００２７）。

关键词

言行合一；知行合一；“入境入情”；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一

在“言行合一”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国人常说“说话要算数”“说到做到”“言行一致”，这属于先说后做。根据哲学家奥斯汀的施为句或行事话语（performative,performative sentence）理论，说话本身就是某种言语行为，分为“明显施为句”“内含施为句”“嵌入施为句”“简介施为句”“被动施为句”等五种，例如“明显施为句”中的“我发誓……”“我打赌……”，“内含施为句”中的“去你的！”等。说话本身就是行事，就是“有所为”，不是凭空说说而已。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需要“说了就做”，更需要“说就是做”、说在做中、做在说中，亦即需要以言施为、以言行事。这类似于加入组织念誓词，举拳宣誓就是加入行为的一部分，绝非“说说而已”或者“说了不算”；如果这个过程缺乏加入组织的意识，省略了举起拳头宣誓这个环节，那么加入组织的程序就没有完成。

目前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还没有养成自觉习惯。“铸牢”宣传不仅有板报、墙报、长廊、布展、集中学习、理论宣讲、座谈讨论等传统手段，更有现代数字化媒体的加入，尽显虚实结合的功效，微信、微博、网站等各类平台各显其能，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辐射力大，即时性强。例如，在某乡的“民族团结月宣传教育活动”中，乡政府发表创建工作动态近２００条，制作宣传喷绘２０００多平方米，树立路灯道旗３００多面，发放宣传单近４０００份，还组织１５０多名各族群众参与文艺演出，营造出民族团结进步的浓厚氛围。但是，根据我们的调查研究，那里的“说”和“做”仍然存在不同程度的脱节，即相关政策、话语不能完全转换、融入民众日常生活中。对于“铸牢”宣传来说，自上而下的发动必不可少，但是自下而上的自发响应和创新创造也很重要。让民众布置丰富多彩的场景布景是必要的，但这还不够，还要有他们自己的顺口溜、“自发动作”、日常习惯和各种各样的民俗活动，有形有感有效、润物于无声应当发生在这个层面上。我们通常说要把政策指示的精神变成自觉行动，如果换成本文的表述，就是要让以语言文字形式表达和传达的政策指示的精神作为日常行动的一部分，或者说以语言文字形式表达和传达的指示精神就是自己行动和民众行动的开头。只有这样才叫“言行合一”，才能取得实际效果。

按照奥斯汀的要求，以言行事要满足如下三个条件方可奏效：（１）某人要根据一套约定俗成的程序，在特定场合下说出一些话，说话者和说话场合要符合这套程序的要求；（２）所有在场参与者要全面正确地遵守这个程序；（３）这个程序要适用于带有某些意向的人，或者适用于任何在场参与者，并且让他们在行动中实施这些意向。从目前的“铸牢”活动看，约定俗成的“铸牢”程序还在形塑当中，仅有自上而下指令的“规定动作”是不够的，还需要变成全民接受、便于遵守的程序，亦即变成社会习惯；这个形塑过程在有意向性后，不仅需要参与者全面参与、正确执行程序，还需要社会上下积极主动地参与，否则就是有形、无感、无效。

后来塞尔对奥斯汀的理论做出修正，提出以言行事新分类：阐述类（陈述或描述被认为是真实的情况）、指令类（说话人希望听话人做某事）、承诺类（说话人要做某事的意图）、表达类（说话人表达感情和态度）、宣告类（说话人以言施事，让所指的事情有变化，如宣布、祝福、命名、任命、辞职、判刑等）。不过，塞尔的理论忽视了听话人和说话人的交互性，因此格赖斯提出四条“合作原则”加以修正：真实性；说话不多不少，要适中；说话要有相关性；话要说得清楚。

哈贝马斯在言语行为理论基础上发展出交往互动理论，克服了塞尔理论局限于心智、忽视主体交互性的不足：言语行为分三个层次，即以言指事行为、以言行事行为、以言取效行为；言语行为是否成功取决于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的关系，取决于听话人是否理解和接受说话的内容。“铸牢”事业不能仅仅停留在前述塞尔理论和哈贝马斯理论的“以言指事”“以言行事”“指令类”“表态类”“宣告类”的言语行为上，还需要在“承诺类”和“以言取效行为”上下大功夫，对“铸牢”的承诺要有诚意、要发自内心，还要落实到行动上，言行融为一体，真正实现言行合一。

二

在“知行合一”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要言行合一，更要知行合一。即便说与做一致了，但如果意向没有提前到位，只是为了完成“规定动作”，那么“铸牢”也不能算有效，知行也没有合一。塞尔“把意向性和意识视为言语行为最根本的东西”，“是他的独到贡献”，但塞尔所说的“意识”指“当你在沉睡中被突然惊醒时，你从无意识回到有意识。在恢复意识的刹那间，你知道你有意识了，但对你所处的环境还不能马上有清醒的认识”。本文把“意识”和“意向性”作为同义词使用，把“意识”等同于塞尔所说的“意识到”（become conscious of），不去追究“恢复意识的刹那间”，而是聚焦于长期稳定、形成习惯的意向性和意识的“指向他物”，在本文中就是指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当然要有意向性。但是，“铸牢”的“意向性”或者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有“知行合一”的“加持”才能铸牢，否则就不够稳定，当然就不能真正铸牢。关键在于“合一”，不是前后分开、左右区隔。

王阳明曾立志当圣贤，要追随朱熹“格物穷理”，和朋友真的去“格竹子”，最后都病倒了，不得不放弃，究其原因，“在于他没有按照朱熹的教诲去‘格物穷理’”。不过，朱熹理学提倡“先知后行”，不同于后来王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王氏认为知行合一是古人的原意，今人将其分开是违背古意，“古人认为‘知’存在于‘行’中，‘行’也存在于‘知’中”。朱熹的“格物穷理”显然是把“知”和“行”分开了，知前行后。

如果说奥斯汀说的是“以言行事”，那么王阳明说的就是“以知行事”了。当然，奥斯汀的“以言行事”论本身含有“知”的成分，例如“约定俗成”“场合适切”和“要有诚意”等。真正的“铸牢”是知行合一的“铸牢”，言由知发，行以知始。只要有“铸牢”的真诚意向，付诸“心内”和“心外”的行动，并且取得实效，就可以说这个意向是“铸牢”行动的开始。反之，如果所行并非所想，所言并非所欲，那就是知行不一、言行不一了。

朱熹重存养，不分心内之理与心外之理，“理贯穿于心内与心外”，“心即理”；王阳明也说“心即理”，要求去除私欲，呈现天理，以心格物，心外无物。虽然朱学与心学论点不同，朱学讲“格物穷理”，心学讲“格心”究理，但二者都讲“心即理”，即心与理交融一体。仅就这一点来说，抛开时代和语境不说，皮尔士的“习惯”（habits）、布尔迪厄的“惯习”（habitus）、康纳顿的“身体记忆”（bodily memory），与朱学和心学的“心即理”互有重叠，至于重叠多少，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我们可以这样分析，习惯和惯习涉及结构、行动、调适，涉及时空环境，也涉及意向和情感的参与，因而是各种要素交融一体、协同作用的过程；知行合一涉及身体记忆，身体记忆也涉及习惯和惯习，它们之间有较多重叠，只是朱学和心学重“心法”，三位西方学者重“物觉”。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有形有感有效”，“有形”“有感”涉及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味觉，其中视觉和听觉对于“铸牢”最重要；“有效”涉及“入脑入心”，如果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那就等于“无觉”，当然也无效。此外，即便参与者看到听到，却没有入脑入心，那也等于无效。如果要在“铸牢”中实现知行合一的效果，国家就需要将感官技艺运用好，打造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从出版物、影视艺术作品到各色“非遗”项目，将国家和社会的相关象征符号交融起来，做到感知和行动一体化，“铸牢”之“心”与“铸牢”之“理”凝聚一体，不仅将“铸牢”变成人民心态、融入日常行为，也变成社会习惯、民间惯习和身体记忆。

需要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国进入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其核心是中国人民对各民族所组成的共同体、所拥有的共同性的高度稳定的认同。新时代的“铸牢”理念更加强调“四个共同”“四个与共”，强调“谁也离不开谁”“石榴籽”“大家庭”。中央号召各族人民要铸牢多元一体的“一体性”，增加凝聚力、向心力，丰富凝聚之“知”，实践向心之“行”，形以感知，“感同身受”，知行合一。

三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入境入情”

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从自在到自觉、自信，昂首迈进新时代。新时代不仅提供了新语境，也提供了新“情”境。中国各族人民在共同面对新冠疫情、自然灾害、战争动乱、极端暴力等各种风险和挑战时，必须团结一致，骨肉相亲，情感交融，同心协力战胜艰难险阻。新时代出现了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中国各族人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入境入情”，在共同的话语环境中，凝心聚力，情感交融，共筑精神家园。

重温进化论，我们可以发现斯宾塞和达尔文都强调动物世界的“适者生存”法则，强调“成功才是王道”。但俄国杰出的博物学家彼得·克鲁泡特金指出：“人为生存而奋斗，并不是一个人对付其他人的过程，而是大伙儿一起对抗恶劣环境的过程。互助普遍存在，比如野狼来袭，野马或牛群会自动围成一个圈，把幼年的成员护在中央。”

克鲁泡特金的灵感来源同达尔文大相径庭。达尔文去的是野生动物繁多的热带地区，那里物产丰饶，动物的密度和它们之间的竞争同马尔萨斯关于人口的观察非常吻合；而克鲁泡特金的研究对象则位于冰天雪地、环境恶劣的西伯利亚。那里的气候酿造了无数惨剧，大风暴吹散马群，牛群葬身积雪之下，克鲁泡特金目睹这一切，怎么也不相信生命就是一场“角斗表演”。在他眼中，个体之间并非成天拳脚相向，打赢的带着战利品跑路；正相反，动物尊崇公有制原则。在极度严寒中，要是不同“仇”敌忾，就都得死翘翘。

人首先是动物，动物有自私的基因，人类也有自私的基因，但自私的基因也有合作的时候。

人类天性中同时有另一些特质，将人与人紧紧凝聚在一起。这和其他动物群体中的凝聚力并无二致。动物也会同人一样，调整彼此的步调，协调彼此的行为，关怀弱者，帮助他人。

共情的潜质植根于人类本性，使他们能够对彼此的喜怒哀乐等情感产生共鸣，在关键时刻发生作用。例如中国人民在近期抗洪、抗震、抗疫中所表现出的强大的共情精神，这样的共情精神不仅凝聚了人心，也铸牢了共同体意识。

一般动物有社会性，人类更有社会性。社会性里潜藏着强大的社会激情，集聚的人群会迸发出这样的激情，尤其在喧嚣热烈的仪式活动中，平时冷静、理性的参加者会冲动起来，情绪亢奋，同样的时间，同样的空间，同样的行动，他们进入交融的境界之中。

这就是为什么所有政治的、经济的或宗教的团体，都要认真地定期举行聚会的缘故，因为在聚会上，团体成员通过一道表明其共同的信仰，使他们的信仰重新被唤起了。

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一书中，以“集体欢腾”专题展示了澳洲原住民的庆典：他们定期聚集在一起，举行各种仪式，完成世俗与神圣两种不同生活周期的转换。

但是只要集体欢腾一开始，一切都改变了……一旦他们来到一起，由于集合而形成的一股如电的激流就迅速达到极度亢奋的状态。

在当代社会中，史诗与英雄的影响虽已减弱，但人类对神圣和崇高的体验需求仍在。在共同体的生活中，在“集体欢腾”状态下，我们可以感受认同的神圣和崇高。在涂尔干的理论中，符号形象有助于寄托和创造“集体欢腾”的精神状态，“事物的挂念和其符号的观念之间是紧密相连的”。

我们爱慕、畏惧、崇敬的是记号，我们觉得感激和快慰的是记号，我们为之献身的也是记号。士兵为他的旗帜而死，为他的国家而死；但事实上，在他的意识中，旗帜却是第一位的。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各种不确定的风险，呼唤我们要变通发展和创新推出新时代的共情精神和“集体欢腾”，以“中华民族之名”，配以象征符号体系和仪式活动，建设面向新时代民族团结、人类互助的道德生活。言行合一、知行合一就是让物感和精神在社会实践和感情生活中交融起来，符号形象不仅要反映时代精神，还要以“集体欢腾”形式、以真切而充沛的情感驱动、以特有的物感物觉特点，帮助创造时代精神——物质本身有意义，物质本身能“说话”，物质本身带“感情”。民众共同参与同质化的符号行动，在参与中形成群体意识，“如果没有符号，社会情感就不能稳定地存在”。涂尔干认为没有什么东西天然就是“圣物”，也没有什么东西必然不能成为“圣物”，关键在于这些东西是否被添加了“神圣性”，被添加了的就是“圣物”，否则就不是；对于“圣物”来说，“部分等于整体，部分具有同样的力量，一样的功效”。涂氏讨论的是宗教生活，我们说的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虽然两者不可同日而语，但其中的原理并无二致，完全可以把握好导向，经过改造创新，活用到“铸牢”的伟大事业中来。各族人民要把“铸牢”意义赋予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平凡无奇，建设默认的、习惯性的“铸牢”语境和“情”境。

民心相通百脉通。庄子的“坐忘”与佛教的“无相无想”类似，旨在摆脱物扰，实现内心无垢，放弃七情六欲。王阳明曾经追求“坐忘”和“无相无想”的境界，努力超脱尘世的羁绊。

但在王阳明的心中还有一份无论如何都挥之不去的牵挂。他的祖母岑太夫人已经八十多岁了，一直对他疼爱有加，父亲龙山公对他有养育之恩，王阳明对他们充满了感激之情。王阳明心里明白，如果不放下这段感情，就不可能达到出世的境界。他也曾努力地去放下，但越是这样做，心中的牵挂反而越强烈。踌躇不决之际，他忽然觉悟到：“此孝悌一念，生于孩提。此念若可去，断灭种姓矣。此吾儒所以辟二氏。”

中国人大多讲孝悌、重感情、促入世、励致用，礼仪卒度，情境变通。

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的坚船利炮使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惊醒，有担当的知识分子开始探索社会改革之路，“从最初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民主制度，天下公理’（梁启超语），他们发现要‘强国富民’，首先要‘开启民智’，只有民众拥有了独立思想和批判精神，国家才能真正的强大”。

中国民族概念的打造和民族政策制定也讲历史、重国情、不忘本色、推陈出新，提倡民心相通、“入境入情”。举“民族识别”为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模仿国外经验，将人们共同体按照社会发展阶段分级划等，而是给予他们一律平等的政治地位，在名称上完全平等，都叫“民族”，而不是根据“名分”高低不同，各称为“民族”“部族”“部落”“氏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学者们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参照本土实际，讨论如何确认民族的问题，其中一个焦点是汉民族形成问题。当时苏联学者叶菲莫夫称，根据斯大林只有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才会出现“民族”的论断，“中国民族”只是在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有了资本主义发展之后才形成。范文澜则认为自秦汉时代起汉族就已经形成，“书同文”就是“共同的语言”，“长城之内的广大疆域”就是“共同的地域”，“行同伦”就是“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状态”，“车同轨”就是“共同经济生活”，这些相当于斯大林民族定义的“四要素”，但是中国式的“四要素”并不是在资本主义时代形成的，而是在秦汉时就已经形成。范文澜的这个观点突破了只有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才有民族的论断。

归根说来，汉族在秦汉时已经开始形成为民族。中国近代史证明不曾形成过资产阶级民族，似不应以无为有；中国古代史证明汉族在独特的条件下早就形成为民族，似不应以有为无。历史的具体事实正是有和无的根据。

需要指出的是，《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集》所载叶菲莫夫《论中国民族的形成》的脚注是《民族问题译丛》编者注：“本文中的‘中国民族’（Китайская　нация），有些地方实际上即指汉族，我们只在这里，将‘中国民族’改为‘汉族’，其他请读者注意。”如果“汉民族”都是在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才形成，那么我国其他“人们共同体”的发展程度就可想而知，按照叶菲莫夫的观点，他们只能当“部族”“部落”甚至“氏族”，还不具备当“民族”的资格。施联朱在《民族识别与民族研究文集》指出，毛泽东主席曾经明确指示：政治上不要区分哪个是民族，哪个是部族或者部落。中国建立和建设现代国家的道路，从一开始就有自己的特色，各民族“四个共同”“四个与共”的历史遗产和先辈智慧，是一笔不可浪费的宝贵资源，各族人民在广泛持久的交往交流交融中，人心归聚、精神相依、守望相助、手足情深，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打下牢固的民心和情感的基础。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言行合一”“知行合一”的努力，发生在风云变幻的新形势下，考验一个接着一个，考卷一张接着一张，挑战连续，风险不断，就像近代时期古老的中国“哭喊着走向现代化”，各族人民别无选择，只能共同迎接大变局，直面不确定性和风险社会，团结一致，共同奋争，再次“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过去讲“军民团结鱼水情”，讲“我把党来比母亲”，讲“东方那边的金太阳，虽然上山有下山，你给我的温暖却永在我身边”，触景生情，心念旧恩，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来说，“入境入情”是可操作性大、可持续性强的实用动力。民心相通百事通，民情交融万物生。

四

结论

旧的历史观常常以语言和文化辨族，同化于我者为同族，异化于我者为异族，远谈不上民族平等，也谈不上民族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蔡元培指出：“且往者暗于生物进化之理，谓中国人种，概由天神感生，而所谓蛮貉夷狄者，乃犬羊狼鹿之遗种，不可同群，故种族之见炽焉。”在列强侵华的近代，同种近、异种远的西方种族观念东渐，对急于“保种”、避免“亡种之灾”国人影响较大，这样“种见”难免和文化异同交织在一起，一方面有任意性，另一方面有持久性。其实，古代中国并无独立的“种族”观念，哲学观和道德观以“我”为根本，与“我”意识相同的他人也是“人”，同属一类，尤其是在道德上注重人我关系和物我关系，倾向于万物玄同、天人合一的宏观思想。与旧时代形成鲜明对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提倡和践行民族平等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的方针政策，以“大家庭”和“石榴籽”比喻各族人民凝聚一体的关系，以５６个民族的平等称号象征各族人民之间方方面面的平等关系。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沧海桑田，文质代隔，新时代号召各族人民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历史方向，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民族工作主线，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重要任务，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保障边疆巩固、社会稳定。

培养“铸牢”的言行合一和知行合一习惯，离不开三个重要的认知前提：

（１）中国民族形成的历史条件不同于西方主要民族形成的历史条件；（２）中华民族不等于汉族，少数民族不能自外于中华民族；（３）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

这是基于中国共产党民族平等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理念的新时代表述，高屋建瓴，清晰无误。习近平总书记在２０１９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总结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四个共同”：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习近平总书记在２０２１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四个共同”是中华民族实体性存在的基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形成这个实体性存在的过程；“四个与共”是这个实体性存在的情感纽带和理念认知。

我们要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中，正确把握和表述“一”与“多”、“主干”与“枝叶”、主流与支流的关系；要将“中华民族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这样一个论断，在言行合一、知行合一中落地生根，成为认知习惯、表达习惯、行动习惯、思维习惯、综合而成默认习惯。需要特别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除了需要言行合一、知行合一外，还需要感情上的体认，养成情感体认的习惯。

（费孝通先生和嘉木样大师同车去拉卜楞寺）车子一停，他们就一拥而上，把头伸过来，意思是要求我们摩顶，有人甚至用头冲撞我们的汽车，这些行为，完全是他们内心世界一片虔诚的自发流露。我对他们真是感愧交加。他们是值得尊敬的人，因为他们是有理想的人，没有理想怎能这么虔诚？

中国人讲孝道，重情义，孝道和情义融入日常生活，践行如一，不尚空谈，就像汉字文化，重形、重感、重效。“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礼记·乐记》）。物感物觉、形声形义、形神入化，这不仅仅是汉字文化的特色，也是整个中国文化的特色。以情入形，以情交感，以情达意、以情入神，这也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质。中华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其中有体认，有理念，也有感情。

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我们首先要养成言行合一的习惯、知行合一的习惯、“入境入情”的习惯。各族人民要加强新时代意识、新情境和新语境意识，言行合一、知行合一、投入情感，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祖国观、社会观、文化观、进步观、生态观，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世界和平。

来源：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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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科普杂志日期：2024-11-25 浏览：23 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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