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引进了中国重阳节，对其进行本土化改造，为什么没流行下去？
平安时代的浮世绘
九月初九是中国的重阳节，我们小时候便学过《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这首名诗。中国重阳节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彼时的中国社会存有“秋祭”这一习俗，人们会饮菊花酒，佩戴茱萸。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自隋唐时期便开始向中国学习先进的政治制度与文化习俗。794年日本进入“平安时代”，重阳节虽早在平安时代之前即传入日本，但却是在平安时代的历代天皇的推动之下，才得以成为日本国内最重要的节日之一。
菊花酒
7世纪，重阳节与众多中国文化一道，经由遣唐使传播至日本，并在随后逐渐成为天皇的重要宫廷典礼。685年的九月初九，天武天皇在皇宫内举办宴会，这是日本天皇首次在九月初九举办宴会，也标志着重阳节典礼被日本宫廷正式接纳。但举办盛大典礼的天武天皇却在一年后的九月初九病逝，这使刚举办过一次的重阳典礼被迫停止，九月初九被继任的持统天皇设立为日本国的忌日，在这一天要举办隆重的祭祀仪式，以表达对天武天皇的祭奠。
日本皇宫
807年，平城天皇于九月初九举办宫廷活动，此时距离日本上次举办九月初九的庆祝活动，已经过去了120年。尽管此次宴会规模并不算大，但平城天皇的举动标志着日本将重启因忌日而被迫停止的重阳节。809年，嵯峨天皇继位，新天皇对大唐文化十分喜爱与崇拜，在他担任天皇的15年间，整个日本开始“唐化”，大唐的宫廷礼仪、建筑风格、服饰打扮都被引入日本皇宫，成为日本贵族所追求的文化风格。
富有大唐风味的日本京都
热爱中国文化的嵯峨天皇在15年的皇帝生涯内，举办了多达10次的重阳节典礼活动。根据史书记载，嵯峨天皇于811年在皇宫紫宸殿举办文人赋诗大会，数十名日本读书人在大殿之内公开作诗，天皇根据其作诗情况进行赏赐，这是日本重阳节典礼中第一次举办赋诗大赛。像这样盛大规模的赋诗活动在嵯峨天皇年间还举办了六次，可以说对唐诗痴迷到极致的嵯峨天皇在日本首次开创了赋诗活动。值得一提的是，嵯峨天皇规定参加赋诗活动并不限于有功名的官员士人，即使是寻常百姓，也可以参加赋诗比赛，如果获胜一样可以获得奖励。这意味着日本的重阳节活动开始由原先的宫廷贵族活动走向民间，与日本本土民间文化开始融合。
嵯峨天皇像
古代日本的法定节日及节日仪式往往是固定的，有着较为完整的举办仪式，而这些都可以在《大宝令》中看到。在制定于701年的《大宝令》中，日本官方还没有将重阳节作为一种固定下来的节日。可以说直至嵯峨天皇在位之前，日本虽已经开始在九月初九当天举办活动，但并没有将其定为一个法定节日。
816年，嵯峨天皇下令将九月九日定为“九月节”，828年，日本重要史书《日本后纪》中第一次出现了“重阳”二字，在这一天所作的诗也被称作“重阳之诗”。831年，《日本后纪》中第一次出现了“重阳节”字眼，这标志着日本已经正式将九月节确定为“重阳节”。其实这种情况并不奇怪，因为一个节日的形成往往是从地方民俗开始的，没有什么固定的名称，即使在中国，“重阳节”也是在唐代才被大量使用，但同时依旧有人用像“登高节”这样的名称来代指九月初九。也就是说，日本从中国得知了九月初九的重要性，知道这是一个重要的日子，但只不过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日本才逐渐了解到这一天应当叫作“重阳节”。
自嵯峨天皇之后的几代天皇都对大唐文化十分崇尚，因此在嵯峨天皇手中开始被重视起来的重阳节，在9世纪上半叶得以继续发展。承和九年（834年）的九月初九，仁明天皇在紫宸殿中设立高规格宴席招待文武百官，在宴席现场，精通诗词歌词的文人要根据天皇制定的主题作诗，赋诗完成之后，天皇会根据诗歌水平赏赐不同级别的俸禄。在宴会期间，天皇还会赏赐一定级别以上的官员以菊花酒。可以说自嵯峨天皇开始之后的数十年里，重阳节这一名称先是在日本被确定下来，随后历任天皇都会在这一天举办各种各样的宫廷活动，参加的人也由原先的高级官员变为精通诗词的平民百姓也可以参加。可以说重阳节在日本的影响力与影响范围越来越大。
天皇会在宫廷里大摆宴席
三、重阳节在日本的衰落
平安时代的日本宫廷贵族每年要参加若干场大小不一的宫廷典礼，重阳节自嵯峨天皇之后，也被纳入到宫廷贵族要参加的重要典礼之中。上文已经说过，日本的重阳宴会是十分热闹的，文人墨客以天皇定下的字词为主题，结合重阳节进行诗歌创作。举办重阳宴的地点大多选在京都的神泉苑内，这里有湖，有岛，有园林，有亭阁，湖上可以泛舟，园林可以狩猎，是绝佳的游玩场所。也正是在重阳宴上，天皇与贵族们可以暂时不顾繁琐礼仪，将感情全部释放出来，因此日本贵族十分喜欢重阳宴。在重阳宴会的基础上，日本宫廷还在重阳这一天举办大型花宴，主要以菊花为主，在花宴上人们同样吟诗作对，场面十分热闹喜庆。
神泉苑
重阳宴如此受欢迎，但重阳节却没有在日本盛行下去。因为，进入日本承平年间，也就是朱雀天皇在位期间，日本重阳节的地位与影响开始发生重要转变。朱雀天皇即位时只有8岁，且体弱多病，藤原家族的两兄弟把持朝政，在朱雀天皇即位的第一年，由于九月为国丧月，因此重阳宴会暂时停止。但在承平二年的九月初九，藤原兄弟同样没有办重阳宴会的意思，朱雀天皇也无可奈何。
在朱雀天皇之后，藤原家族一直把持朝政长达300年，在这期间，历代藤原家族成员都对朝廷的法度礼仪采取漠视态度，宫中的大量典礼宴会被迫停止。即使偶尔举办一次，藤原家族成员也不再遵守之前的规矩，在宴会上完全抢了天皇的风头，赋诗、赐酒等活动都随之消失。在1033年，藤原家族把持朝政的时代过去了，但此时的重阳宴已经停止了百余年，尽管期间也有过零零散散的重阳宴，但多是敷衍了事。藤原家族专权结束后，宫中礼仪开始慢慢恢复，但像平安时代那般君臣同乐的场景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藤原家族
文史君说
重阳节自传入日本之后，由于受到嵯峨天皇的喜爱，遂成为日本宫廷十分看重的节日典礼，君臣同乐的情景可以称得上是一桩美谈。但政治是残酷且无情的，随着日本朝廷内斗的开启与野心家的大权独揽，重阳节与许多宫廷节日一样，在百余年的时间里被忽视。自此，重阳节在日本再也没有恢复到平安时代那般热闹。
参考文献
邱丽君：《平安时代日本重阳节文化的变迁》，《史学月刊》2020年第11期。
陈巍：《日本平安时期重阳诗宴的来源及其仪式》，《文化遗产》2014年第3期。
（作者：浩然文史·小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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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月刊》：打造一流学术平台 助力高水平大学建设
编者按： 我校第十次党代会提出了“国家一流、区域引领、中原风格”的远大发展目标，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学术平台建设无疑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流学术平台既是一流学科的实现路径，又是建设一流学科的重要策略。因此，本报特推出“百年河大学术平台”专栏。该专栏将聚焦我校的优质学术期刊、重点实验室等学术平台，总结其发展历程，展示其学术特色，介绍其学术价值，探究其学术追求，以进一步提升其品牌价值，扩大其在国内国际的综合影响力。本专栏文章将不定期推出，敬请垂注！
在有着百余年历史的河南大学，有这样一份学术刊物，一如它的母校，不事浮华、严谨朴实，却又因它的厚重与成就，惹人注目，受人敬重。
它是目前国内唯一的历史学月刊，是内容含量最大的史学专业期刊；
它在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的复印量排名中，多年名列历史地理类刊物第一；
它在国内各种期刊评选中所获荣誉众多，令业界刮目相看。
今年，这份几乎与新中国同龄的学术刊物——《史学月刊》迎来了它的65岁生日。经过65年的洗礼与积淀，这份刊物愈加厚重与成熟，已成为国内史学研究的一方重镇。
厚基础 高起点
作为一份地方高校主办的学术刊物，《史学月刊》能够异军突起，应该源于它深厚的学术基础与高起点。
我校历史学科起步较早，创建于1923年的历史系，是河南大学设立最早的院系之一。河南大学首任文科主任就是之后蜚声学界的历史学家、哲学家冯友兰。这里还汇聚了范文澜、嵇文甫、蒙文通、高亨、姜亮夫、郭绍虞、姚从吾、萧一山等一大批史学家，在一代代学人的精心铸造下，逐渐形成了中西交融、古今贯通，既重视知识创新、更强调历史通识的学术传统。浓厚的学术氛围孕育出一代又一代史学人才，白寿彝、尹达、石璋如、韩儒林等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就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也正是在这样浓郁的学术氛围和深厚的历史积淀中，《史学月刊》不断汲取营养，逐渐成长壮大。
1951年1月，为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时任校长、著名历史学家嵇文甫，文教学院副院长郭晓棠和史地系主任黄元起，共同发起创办了新中国最早的史学期刊之一《新史学通讯》，1957年更名为《史学月刊》。它的创办进一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导地位。
改革开放后，随着专职编辑队伍的建立，《史学月刊》致力于打造一份为学术发展而服务的刊物，向名副其实的全国性学术刊物的目标迈出了坚实步伐，逐渐成为繁荣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阵地，由此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
进入新世纪以来，刊物秉持“诠释历史的求是精神”“追随时代的求新精神”“培养新人的责任意识”“打造名牌的品牌意识”的办刊理念，在专业学术期刊的道路上走得愈发稳重而扎实。
在这种办刊理念的指引下，刊物的学术水平与学界影响力均有明显提升，将一份地方性刊物，提升为得到学术界所广泛认可、有自己办刊风格和特色的大型学术刊物，并取得了诸多成绩和荣誉：
2003年至2005年，连续两次入选“国家期刊奖百种重点期刊”；
2010年，时任副主编郭常英获评“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出版人物（优秀编辑）”；
2011年，入选教育部“名刊工程”建设期刊；
2012年，入选首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期刊”；
2014年，入选“全国高校社科名刊”；
2015年，入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第二届“全国社科百强期刊”及“中国国际影响力优秀学术期刊”。
引领学术发展 服务现实社会
梁启超语云：“夫学术者，乃天下之公器。”而学术期刊，就是这公器的载体，承担着引领学术发展、服务现实社会的责任。
主编郭常英认为，学术期刊作为研究成果的集散地，将众多分散的研究集聚一起，其影响会酿成风气，形成趋势，会在传播的同时影响学术群体。所以，刊物在引导学术风气、规范学术秩序、形成学术趋向等方面，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史学月刊》开辟“专题笔谈”等栏目，发表了一系列旨在强调理论思考的笔谈文章，如“辛亥革命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演进”笔谈、多组“20世纪中国社会转型”笔谈，涉及对史学研究多个领域的理论反思，引导学界对研究对象和研究现状进行宏观性、整体性的理论反思。
从2000年第1期至2015年第12期，《史学月刊》刊载专题笔谈达64组、325篇，撰稿学者有268人。这些文章大部分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全文复印，有的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也对之后的史学研究起到了一定的引领作用。
历史学研究和任何学科一样，都有一个如何体现社会功能和发挥社会作用的问题。《史学月刊》在选题原则上，坚持贴近现实、服务于当代社会的学术取向。本着为现实人类活动提供历史资鉴的原则和考量，在刊物的栏目设计、组稿和稿件的采集上，突出历史学的现实感，在传统栏目之外，不断增设新栏目，如学者访谈录、当代史家研究、台港澳研究等。
与此同时，一些贴近现实、服务社会的文章也引起较大的社会反响，如马敏的《寓乐于会：近代博览会与大众娱乐》，王笛的《成都茶馆、袍哥与地方政治》等文章，受到学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该系列文章的发表，既使史学研究发挥了强大的社会功能，也使《史学月刊》显得更加富有生机和活力。
发掘学术新人 培养青年才俊
与国内几个史学大刊相比，《史学月刊》的作者以青年学者居多，富有锐气和朝气，对于普通读者具有亲和力，这是其鲜明特色之一。
从学术发展的规律来看，青年学人的成长，必有一个过程，他们之中不乏可堪造就之材，历史学的前途与命运，就系在他们身上。《史学月刊》对此具有理性的认识，提出“以培养青年为目标的前瞻性战略眼光”来要求自己，并践行在办刊实践中。
刊物始终追求“作者是第一上帝，读者是第二上帝”的理念，通过作者去赢得读者。慎重对待作者的每一篇来稿，尤其不歧视青年作者的稿件。年轻人发来的稿件中，只要有可取之处，就尽可能帮助玉成。
2011年，时任主编李振宏收到青年作者陈永霞的一篇稿件《民族主义与20世纪初年的“新史学”》，认为选题不错，但需要修改的空间很大。于是在一个冬日的凌晨对该作者作出长篇回复，给出详尽的修改意见，建议对论文重新进行构思安排，并列出了详细提纲。作者回信接受了李振宏的修改意见并循此做了修改，这篇文章最终发表在《史学月刊》2012年第5 期。
上海华东师大的青年学者李孝迁读博期间，于2003年、2004年连续在《史学月刊》发表两篇文章，后来又陆续发表了两篇文章。这些都是以其稿件的质量为基础，不掺杂任何其他因素。李孝迁在《史学月刊》发第一篇文章时26岁，刊物没有因其年轻而不予重视，这给了年轻人的成长以极大的鼓舞和激励。
据统计，《史学月刊》作者中,年轻学者（45岁以下）的文章已经占到将近三分之二，是作者队伍的主体，发表的在读博士生论文接近发稿总量的两成。也正是坚持扶持青年学人的方针，让刊物受到广大青年史学学者的欢迎。多年来，《史学月刊》的下载量和下载率总是在史学期刊中占据领先位置。
组建专家编辑队伍 造就高端学术刊物
河南大学这所百年老校丰厚的文化底蕴，造就了一方学人，形成了一种务实、执着、不奢华、不张扬的学术定力与坚守。《史学月刊》即是缩影之一。
在《史学月刊》现有的几位编辑中，除了近年来入职的两位新人之外，其他人都在此工作超过10年，主编郭常英更是在此工作达30年之久。对于这份刊物，大家怀有深深的眷恋之情。
编辑们都是史学领域的专家学者，学有专攻，学术功底深厚，学术视野广阔，学术成果丰硕。其中有4位博士生导师、1位硕士生导师。近五年来，《史学月刊》编辑在A类期刊发表论文8篇，为学科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深厚的专业学术素养，确保了编辑们对待来稿时非凡的甄别能力和学术眼光，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刊物的学术水平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
做学术期刊的编辑工作是一份苦差事。但是，和这份刊物结下的深厚情感以及对于读者、作者的责任感，让他们不敢有丝毫懈怠。资深编辑翁有为曾感叹，“我们当编辑，做的是良心活，有所得必有所失。我们这一群人，都只求一个无愧、无悔”。
有所失也必有所得。经过几代编者的辛苦付出，《史学月刊》除了取得的诸多成绩和荣誉，在校对、版式设计等方面，也都形成了一套技术规范和自身特色，在学术界同行中，因为论文质量和编校精良而得到普遍赞誉。
文章之盛事 学术之大业
学术期刊作为高校的学术平台之一，对于凝聚高层次人才队伍、产出高质量科研成果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随着《史学月刊》办刊水平和影响力的不断提升，它对于我校历史学科师资队伍建设、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提升科学研究水平，传承创新优秀文化所起到的作用也日益明显。
2002年，刊物恢复为月刊，内容含量增大。如今的月刊，每期136页、25万字，全年发稿约300万字。所刊载的论文以学术质量作为唯一标准，不拘泥于字数，很多在两万字以上，四五万字的文章也不少见。
2012年，在河南大学建校一百年之际，《史学月刊》编辑部在人员紧张、超负荷运转的情况下，又创办了《历史与社会文摘》，摘编各类高校学报和人文社科类期刊中有关历史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考古、社会文化史等人文学科的最新学术成果，因其信息量大，权威性高，摘录面广，理论性强等优势，很受读者欢迎。目前该刊数据已被收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期刊信息检索中心数据库，进一步扩大了河南大学的学术影响力。
2000年以来，《史学月刊》的国际化发展也日益显著，现已发表港台地区和9个国家的共计54位著名学者的论文。一些欧美国家和日本的史学类有关索引定期摘录该刊目录。众多国外知名史学学者也正是因为这份学术名刊而了解了百年河大。
在国内史学界，《史学月刊》更是河南大学的一张名片，其带来的影响已成为母校的“无形资产”。今年3月，众多在中国史学界久负盛名的专家学者专程赶来开封参加创刊65周年座谈会，便是他们对《史学月刊》工作与情感上的双重认可。
中国近代史研究专家、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书记马敏在座谈会上回忆起他与《史学月刊》的故事。他的学术论文处女作《中国第一部商法》就发表在《史学月刊》，因此长怀感激之情。他用华中师范大学的校花——桂花来比喻这份刊物：“花瓣虽小，颜色也不若牡丹、玫瑰那般雍容富贵、鲜艳夺目，但却暗香浮动，沁人心脾，经得长久，耐得寂寞，高贵而典雅。”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资深研究专家、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瞿林东教授也对这份刊物褒奖有加：“《史学月刊》以单薄的《新史学通讯》起步，如今已跻身于海内外知名历史学专业期刊之列。刊物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并重，长篇大论与短篇小札兼容，不同学术观点各骋其说，容量大，有朝气，在同类学术刊物中显示出自身的特色。”
在创刊号《发刊词》中，开拓者们说：“预祝本刊的成长与壮大，希望它在新史学研究方面成为一支生力军。”如今看来，开拓者们的祝愿已变为现实。(史周宾 彭慧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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