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变局下的新闻传播实践与研究
为了平衡信息技术与新闻传播关系，势必需要进一步推进技术创新、新闻传播实践与研究创新两者的融合，而高校无疑成为最佳孵化中心。随着中国新闻业媒体融合的深入推进，高校融媒体实验室纷纷引入多种业界领先技术，共同推动媒体融合技术与应用发展。
当前，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增添了发展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给新闻传播实践与研究带来了机遇和挑战。
新闻传播实践与研究的机遇
信息传播技术之“变”推动数字化进程加快。2020年是我国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的第26年。当前，媒体融合成为主流，各种不同的媒介借助于计算机技术，在数字化信息平台上实现全面融合；进入21世纪以来，人工智能、大数据、量子信息、生物技术等新一轮科学技术革命迅速兴起，催生大量新产业和新模式，媒介在信息技术的更新换代下推动新媒体向智媒体升级。同时，在5G浪潮推进下，全球迎来万物皆终端、万物皆媒介的时代。5G技术的革新不仅打破了传统媒介的时空界限，也给个人和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各行各业的数字化进程不断加快。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人们的生活方式由线下向线上集中，大部分网络应用的用户规模呈现较大幅度增长。在此背景下，这些与新闻信息传播有关的实践与研究被赋予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全媒体时代，媒体融合是大势所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战略部署。传统主流媒体的转型和县级融媒体的建立，拓展了媒体融合的广度和深度，推动全媒体借助新媒体和智能媒体平台将主流声音传播给更多用户，凸显出在新媒体环境下主流媒体“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的使命和职责。媒体融合在不同地区、不同媒体都有不同的实践方式，这也给传媒转型与创新提供了机会。
时代变化倒逼新闻传播教育改革。为了顺应时代变化，新闻传播学人才的培养体系、学术体系面临调整和重构。国内高校纷纷设立与网络新媒体相关的专业，大数据挖掘、数据可视化乃至VR新闻、编程等课程已经出现在部分高校的专业培养方案中；许多学者、教师纷纷投身于新媒体研究，新媒体研究中层出不穷的各种新问题、新方法、新难题等，也给研究者提供了研究创新的舞台。
新闻传播实践与研究的挑战
首先是忽视新闻专业基础，盲目崇拜技术。在由技术革新主导的大变局环境下，部分新闻从业者在新闻传播实践与研究过程中，一味追求技术设备“高、精、尖”，过度强调新闻传播类专业与工科技术型专业的相似性，片面地认为只有通过尖端技术才能打造“爆款”新闻，才能实现专业领域的突破。他们忽视了对新闻采访、写作、编辑、评论四项最基础业务的训练和打磨，忽视了对新闻传播学作为人文学科的认识，在社会关怀和内涵素养的提升方面有所欠缺，难免陷入本末倒置的专业误区。新闻从业者不仅应该熟练掌握专业技术，而且还应是一个有思想、有情感、有意志的社会人，而非工具人。先进技术的加持确实能够让新闻传播实践和研究增光添彩，但一定是基于其本身具有实践价值与研究价值。
其次是缺乏批判意识，盲目追求新闻时效性。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许多专业新闻从业者由于没有坚守新闻核心价值，缺乏对网络舆论的辨别能力，盲目追求时效性，以热点、爆点吸睛，却忽视了新闻专业的核心要义——客观性和中立性，导致反转新闻越来越频繁。另外，无论是文字、图片或是视频，碎片化已成为当前不可逆转的媒介特征。从短消息到短视频，人们的阅读、交流、思维习惯不断趋于碎片化，虽然碎片化的信息快捷高效，但无形中大大削弱了人们思考问题的完整性、系统性，降低了对于信息的批判意识。新闻传播实践与研究需要透过事件表象对本质进行剖析，对事物趋势进行解读和预判，这就要求新闻从业者具备敏锐的洞察意识和严谨的批判意识，由表及里，见微知著。
新闻传播实践与研究发展展望
针对目前新闻传播实践与研究的发展现状，未来应积极强化专业基础，发挥专业优势，创新新闻传播实践与研究的发展路径。
夯实新闻从业者的专业基础。无论时代与环境如何变化，新闻传播实践与研究都离不开专业性。新闻专业性强调新闻从业者或新闻媒体能够具备独立地收集、整理、传播信息的功能和责任，在网络化语境下，新闻专业性所强调的客观性、中立性以及新闻道德伦理规范体系仍是新闻从业者需坚守的核心价值。此外，专业性还体现在新闻采访、写作、编辑、评论、传播等业务能力，这是新闻得以呈现的技术基础。当然，新技术给传媒业带来的机遇也不应忽视。在媒体融合的趋势下，新闻专业技能仅停留于采、写、编、评是远远不够的，还应重视传媒技术、新媒体内容生产与运营、新营销模式等能力的培养，以适应新闻传播实践与研究的环境变化。新闻传播的实践与研究不仅基于新闻传播学的理论体系，更涵盖了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跨学科的知识领域。而且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广泛应用，新闻传播实践与研究的交叉性、包容性、多元性尤其凸显。因此，新闻从业者在夯实新闻专业素养、提高新闻专业能力水平基础上，还应当注重博雅教育，储备广泛的人文社科知识，博览群书，做到融会贯通。
充分发挥社会监测者功能。监测社会环境是新闻传播的重要功能。它要求新闻从业者在具备新闻传播专业精神的基础上，提升批判思维和理性判断能力，发挥社会瞭望者的作用。批判性思维、社会调查的方法和能力等，是新闻从业者准确、深刻、全面地反映社会的方法论基础。面对变化多端的社会万象，新闻传播实践与研究不能仅仅展现其合理性一面，还应该以批判的眼光审视其不合理性，作出多元化的解读，以补充各自思考角度的漏洞。
深度融合技术创新和新闻传播实践与研究创新。技术创新为新闻传播实践与研究带来新机遇的同时，吸引了大量新闻从业者的推崇和追捧。由于信息技术的更新迭代速度远高于新闻传播实践与研究的创新速度，容易陷入“技术为王”“渠道为王”的误区。为了平衡信息技术与新闻传播关系，势必需要进一步推进技术创新、新闻传播实践与研究创新两者的融合，而高校无疑成为最佳孵化中心。随着中国新闻业媒体融合的深入推进，高校融媒体实验室纷纷引入多种业界领先技术，共同推动媒体融合技术与应用发展。通过技术创新、新闻传播实践与研究创新的融合，新技术推动新闻传播实践与研究进步；而从新闻传播新兴实践与研究中发现问题，有助于促进技术创新，形成良性互促循环的局面。
近年来，在媒体融合的推动下，新闻传播实践与研究抓住技术改变传播、技术改变社会的关键节点，衍生出许多诞生于数字化背景下的新闻传播新兴实践与研究，涉及通信、计算机、数据分析等庞大而复杂领域的知识理论。这进一步加快了信息技术、新闻传播实践与研究的创新融合。技术的不断发展将会持续赋能新闻传播实践与研究，大大丰富和拓宽新闻传播理论研究体系和新闻实践活动种类。
如今，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有必要加快融合技术创新和新闻传播实践与研究创新，厘清新闻传播实践与研究未来发展路径，不断提升新闻传播实践与研究水平。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田智辉 黄楚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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颠覆客观：建构主义如何影响新闻与传播研究——以框架理论和话语分析理论为例
李庆林 蔡宗峪
【内容提要】建构主义作为20世纪中后期社会学领域的主流思潮，深刻影响了新闻与传播研究，框架理论和话语分析理论在新闻与传播领域的兴起便是体现。建构主义强调人为目的性，关注沟通者与交流工具在现实建构中的作用。但这种人类中心的特点也导致其存在无法充分解释媒介史、消解真理稳定性并进而剥夺新闻合法性等局限性。智媒时代的新闻生产呈现重视交往和万物皆媒的特点，这要求基于建构主义立场使用相关理论也应该有所创新。
【关键词】建构主义 框架理论 话语分析理论
一、前言
在当代西方社会学领域，建构主义（constructionism）已经成为一种挑战传统主流社会学立场的重要力量[1]。它将个体看做是有资格能力和沟通能力的行动者，认为个体是在积极主动地创造和建构社会世界[2]。其缘起可以追溯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3]。到20 世纪中后期，建构主义成了社会学领域的一股主流思潮[4]，这股思潮也蔓延至了西方的新闻与传播研究领域，一系列带着建构主义色彩的理论兴起于新闻与传播研究中，框架理论和话语分析理论便属其中。两种理论都强调社会现实可以被建构，关注新闻对现实的建构作用。
二、建构现实：建构主义的核心命题
科学的实证主义强调知识可以通过价值无涉的观察获得，这种通过观察得到的知识是客观的，不掺杂任何主观因素。受该观念影响，新闻从业者开始认为可以通过记者价值无涉的观察，来还原现实的本来面目。新闻应该并能够以绝对客观的观念开始支配整个新闻行业[5]。但是，爱因斯坦相对论等理论的提出冲击了这种认识论。
“伴随着非欧几何、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等现代数学和自然科学思想的发展，统治传统科学思想的牛顿——笛卡尔的决定论的认识论模型失去了其支配的地位。原本被决定论、机械论和还原论所统治的认识论模型让位给强调或然性、不确定性、复杂性和相对性的非决定论的模型。”[6]人们逐渐认识到并不存在一种绝对客观且唯一的现实，个体眼中的世界都不一样。也不存在所谓价值无涉的观察，即使使用实证方法，方法本身已包含主观因素。“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本身就是一种人为的理性建构，科学绝不仅仅是在客观的实在中发现实在所固有的规律，科学所给出的世界的图像已经包含了科学的视角[7]。”
知识，以及由之组成的社会现实是被建构的，这就是建构主义的核心命题。极端建构主义认为人的认知是完全主观，彻底否定了传统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并不把对客观真理的追求看成认识的目的。温和的建构主义则一方面看见了知识的被建构性，另一方面也承认认知活动的社会性质，认知活动不是二维，而是三维的。认知不只是个体与认知对象之间的相互作用，它还是个体、社会共同体和认知对象三个要素相互作用的过程。认知过程必然是一个交流、反思、改进和协调的过程[8]。
这种建构主义认识论冲击了之前的实证主义认识论，冲击的影响也扩散至新闻与传播研究。在20世纪中后期，部分带着建构主义色彩的理论兴起于新闻传播领域，框架理论和话语分析理论便是代表。
三、历史溯源：从两种理论的发展看建构主义的影响
框架理论和话语分析理论被引入新闻与传播领域的时间相近，都是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这个时候恰是麦奎尔所谓传播效果研究的第四阶段。麦奎尔将媒介效果研究的历史进程划分为了四个阶段，其中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第四阶段，以社会建构主义的研究路径兴起为特征[9]。在这一阶段对媒介和受众的描述综合了大众媒体的强效果论和有限效果论的元素。
一方面，大众媒介能以一种可预测的和模式化的方式来架构现实的图像，并对社会现实的建构产生强大的影响。另一方面，媒介效果也会被受众和大众媒体之间的互动所限制，受众对现实的解读并不完全取决于大众媒体。“受众眼中的现实最终是被个体经验，个体与他人的互动，以及对大众媒体的选择性解读共同建构的[10]。”这就是基于建构主义立场的媒介效果研究的基本观点。梳理框架理论和话语分析理论的历史，可以发现新闻与传播研究对两种理论的运用正好从侧面反映了这种建构主义观。
框架理论和话语分析理论都不是新闻传播学科的原创理论。一般认为，框架理论应源于戈夫曼[11]。戈夫曼在1974年出版了《Frame Analysis： 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 》。在书中开篇，戈夫曼便提到他的研究继承的是威廉詹姆士的现象学视角——不问“现实是什么”，而关注“在什么情况下，人们会认为眼前的是真实的[12] 。”戈夫曼认为，当人们处于特定情境，无论这种情境是什么，个体一定会问自己一个问题：“现在发生了什么？”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由个体按照自己的方式决定的，即不存在一种客观唯一的现实[13]。
戈夫曼认为对于现实情境的定义是由一套组织规则控制的，这套规则主宰了事件以及我们对事件的主观参与。他使用“框架”来指代这些规则。他所谓“框架分析”，就是要研究这些经验组织规则[14]。戈夫曼要回答的是人们如何建构社会现实的这个问题，而这便是建构主义认识论的核心命题。
戈夫曼提出框架概念后，其迅速被引用到新闻和传播领域。70年代末，塔奇曼写作了《Making news： A stud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一书，80年代初，吉特林写作了《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Mass media in the making&unmaking of the new left》一书。这两部作为“生产新闻”研究浪潮中的代表性作品[15]，作者本人都在著作中明确提到自己的研究受到了戈夫曼框架理论的启发影响[16][17]。塔奇曼认为新闻框架指的是新闻机构用来组织日常现实的手段，它是日常现实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也是新闻的本质特征。记者和编辑必须靠框架才能为事件赋予属性特征。缺少框架，对话便仅仅只是对话，是一些“难以理解”的声音，而无法被转换成新闻[18]。
事件如何在文本中被架构，将从根本上影响受众如何理解事件[19]。需要注意的是，新闻文本中的框架可以是被传者有意赋予的，也可能是无意的。这里的传者包括新闻记者和信源。一个文本中也可能不只有一个框架[20]。吉特林则特别关注媒介框架在建构媒介霸权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他认为在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任何机构都无法摆脱霸权的存在，作为文化工业的媒体参与对霸权意识形态的包装。他以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新左派学生运动为例，认为媒体通过有意识地选择报道什么，不报道什么，选择突出什么，隐藏什么，选择将什么放在报道中心，什么放在报道边缘等方式，建构着学生运动在新闻中的呈现，并消解了学生运动的反霸权意义。“霸权一直在夸大，并歪曲反对运动[21]。”
话语分析理论诞生于语言学。1952年，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哈里斯在美国《Language》杂志上发表“话语分析”一文并首次使用“discourse analysis”这个术语[22]。话语的本质属性是构建知识领域和社会实践领域的不同方式。话语不仅反映和描述社会实体与社会关系，还建造或“构成”社会实体与社会关系；不同的话语以不同的方式构建各种至关重要的实体，并以不同的方式将人们置于社会主体的地位[23]。话语分析，就是要分析话语是如何构建社会实体与社会关系。“没有话语，就没有社会现实；不能够理解话语，我们也就不能理解我们的现实、我们的经历、我们自己[24]。”
话语分析理论在新闻传播学中的应用源头， 一些学者认为最早应追溯到语言学视角的新闻文本研究 。最初的研究一般是些经验式的感悟， 比如， 新闻工作者或少数读者根据写作经验和读报经验对新闻语言有一些直观性的评论[25]。后来， 学者们逐渐意识到语言并不像以往语言学家宣称的那样是一种客观透明的传播媒介，而是一种社会实践，是社会过程的介入力量。最能体现这一力量的便是大众传媒的新闻报道，新闻报道通过新闻语言不断影响着人们对社会现实的建构与认知。
在这种背景下，进入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一批学者开始集中涉入新闻文本的话语分析，解剖新闻话语， 力求发现新闻语言背后广阔的社会历史空间与意蕴[26]。费尔克劳和范迪克是这方面的代表学者。范迪克在1988年出版了《News as Discourse》一书，书中他强调新闻就是一种话语，可以从语言学层面、语法学层面、主题层面和修辞学等层面进行分析。他认为，新闻语言背后潜藏着意识形态。“美国媒体描述的恐怖分子，在一些穆斯林媒体口中，则成了为信仰和自由而战的英雄，尽管他们都是同一批人[27]。”
费尔克劳先后出版了《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等著作，其中都涉及针对新闻的话语研究。费尔克劳认为，新闻通过一系列逻辑和时间序列相关的事件来制造故事。现实生活中杂乱无章，甚至缺乏显著连接的一系列事件，被新闻强加上了一种逻辑关系，进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线。在这个层面上，新闻也可以说是一种“暴力”，一种“规制”[28]。
透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当建构主义逐渐在社会科学领域成为主流，其影响如何扩散至新闻与传播研究。其实在20世纪早期，带有建构主义色彩的传播观由李普曼提出。李普曼在《Public Opinion》提出大多数时候，人们不是先理解，然后定义，而是相反，先定义，然后理解。在嘈杂的外部世界中，人们挑选他们的文化为他们预设好的定义，并按照该定义理解外部世界[29]。甚至若再往前追，我们能够从柏拉图的洞穴隐喻中发现建构主义的种子。被绑在洞穴中的人们，只能看着被火光映在墙壁上的影子，以为那就是世界的全部。即使有人走出洞穴看见了外部世界，将之告诉洞穴里的人，后者也不会相信他的话，“映在墙壁上的影子”（既可以代表框架，也可以代表话语）已经牢牢地占据了他们的头脑[30]。
四、现实审视：建构主义的适用与局限
从建构主义本身来看，其强调的是目的性、人工性，视角是从人类主体出发，认为一切都是有目的的人类活动的人为结果[31]。当下的新闻与传播实践，脱离不了技术维度，而技术，至少在目前看来，始终是人力的产物；此外，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而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2]。
而人的一切社会关系，都是在交往中产生的，交往便涉及不同主体认知的相互影响，涉及不同主体如何进行认识，认识他人，认识世界，认识宇宙，认识自己，而这恰恰就是建构主义要回答的问题。建构主义本就存在对行动者沟通能力和交流工具高度重视的立场，因此基于建构主义立场进行的新闻与传播研究，适合从微观和中观层面，探究影响新闻与传播现象形成背后的因素。回溯框架理论和话语分析理论的历史，我们也可以发现，大多数学者都是运用这两种理论，探讨新闻是如何建构的现实，以及为什么会形成特定的建构方式。
但是，基于人类中心的视角的建构主义，并不能对客观现象的复杂性进行全面的阐释。比如就制度层面而言，制度的发展难道就完全是人为建构的结果吗？恐怕不是。回顾人类的整体历史，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现在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尽管每一步都脱离不了人为的因素，但这整个复杂过程，并不完全在人类的掌控之中，新闻制度同样也是如此。
强调制度完全由人类建构，实则是夸大了人类应对复杂性的能力，夸大了理性的力量。进化论的观点认为，人的理性有其局限性，已有的合理的制度离不开人们在自生自发的秩序中的经验沉淀[33]。这对于我们反思建构主义的不足是一种补充。建构主义视野下对社会现象的研究往往带着浓厚的人类中心色彩，忽视对现象内部的研究，比如媒介技术，媒介制度内在的演化规律。媒介发展演化的历程并非完全按照人类的意志前进，从建构主义出发并不能完全充分地说明人类的整个媒介史。
另一方面，建构主义还牵涉到新闻与传播研究的一个核心命题，即真实、真相、真理。真理建筑于真实和真相之上，如果脱离事实，真理就无法发挥效用，不再是真理。如苏格拉底所言，追求真实存在是真正爱知者的天性，爱知者不断追求与真实的接近，在与其接触的过程中，理性、真理也随之产生[34]。
但建构主义强调，并不存在唯一客观的现实，所谓真实皆是基于不同主体判定的结果，建筑于真实之上的真理，其确定性、本质性和稳定性便也遭到消解，导致了对真理问题的探讨出现了基于社会文化因素的考量和相对主义倾向，可能还会进一步导致对所谓真理是否已经终结的疑惑[35]。新闻是以真实为生命的，新闻追求真实，归根到底是要帮助探寻真理，服务于人类社会的发展。但如果真实是被建构的，新闻赖以存在的根基便也瓦解，其对所谓“真实”的追求，也就不必然利于找出真理，反而会沦落为利益集团，特别是霸权牟利的工具。
框架理论和话语分析理论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这种现象的存在，但如果仅仅从建构主义出发解释新闻与传播现象，那么如前所述，新闻存在的合法性便会瓦解。建构主义认为真实是相对的，建筑于此之上的真理观，则认为真理是一种群体的认可和共识，这从根本上来说便是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相违背的。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强调真理属于人的思想范畴，但是真理的内容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坚持真理原则，就是要按照对象世界的本来面目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按照对象自身的尺度来规定人的活动。当下的中国新闻传播实践是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的，借用带有建构主义色彩的理论有助于理解当下的新闻现象，但从根本上说，基于建构主义立场并不能完全充分地解释和帮助中国的新闻传播实践，甚至可能颠覆当下的一些合理实践。
五、展望未来：智媒时代建构主义如何继续发挥影响
在大众传媒时代，作为受建构主义影响的代表性理论，框架分析和话语分析理论在新闻与传播领域的运用主要集中于对新闻文本的分析，这种分析是针对传者的，意在通过分析文本揭示传者的意识形态观念，受众是消极的，被动地接受传者的影响。而在智媒时代，传者已经无限化，不再是有限的信息生产者供应无限的接受者，而是无限的信息生产者供应无限的接受者[36]。这种信息生产者的无限化既是信息生产主体的无限化，同时也是信息呈现形式的无限化，即呈现信息内容的媒介不再只是传统的大众媒介，建筑、手表、眼镜等等都是媒介。
换句话说，智媒时代是一个“万物皆媒”的时代。受建构主义影响，框架理论和话语分析理论都侧重于对新闻文本的分析，一方面是分析内容，比如文本中的动词、形容词的使用等；另一方面，是分析形式，这种形式往往与呈现内容的媒介有关，如对报纸新闻版面的分析，对电视新闻时长，播出时间段的分析等。这种分析，对于万物皆媒、多主体共同参与新闻生产的智媒时代来说已远远不够，需要重新思考受建构主义影响的两种理论在新闻与传播研究中的运用。
一方面，由于信息生产格局已经变成了无限多的生产者供应无限多的接受者，这些接受者在某种层面又会成为新的生产者，共同推动新闻的生产与分发。在这种情况下，新闻的生产已不再只是一个单向传播的过程，而更接近于多向交流，对事件的定义是由多个主体在交流过程中共同建构的，即新闻是在持续的交往中被生产的。另一方面，交往主体始终处于社会关系网络中，产生着特定的联系，这种联系是变动不居的，因此，主体之间持续不断的交往是与时时变动的社会关系相关联的交往，在交往中不断被建构的新闻便显得更加复杂。如此，便要依托情境来看待新闻在交往中的形成。
戈夫曼在最开始提出框架理论时，便特别强调框架与情境的联系，他强调框架在人际沟通之间的重要作用，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是借由框架来实现的，不同个体之间的交流也是不同框架之间的分享与碰撞[37]。而框架的采用，往往又与主体所处的情境有关。智媒时代的新闻生产，是在不同主体间的持续交往中进行的，这恰好与戈夫曼提出框架理论时的原意不谋而合。因此，有学者强调未来的新闻与传播研究对框架理论的运用应该不止于对专业媒体原初文本的分析，而应该是在系统视角下考察多主体的框架对新闻生产的影响[38]。
就信息呈现的形式而言，智媒时代个体的日常生活已经深度媒介化。这种深度媒介化，既体现在个体的日常生活离不开媒介，比如手机，互联网，也体现在“旧”的纸媒和电子媒介越发数字化。媒介的技术相互关联度越来越高，在纸媒时代，当我们读报时，我们就是在使用报纸这一媒介，并不涉及其他技术的运用；但在数字时代，技术关联的程度正在加深。“我们面临的是越来越多的不同设备在技术上深层次的相互关联性。
这就是我们所生活的当今时代要求连接性无处不在的原因[39]。”在深度媒介化的现实中，个体的生活已经完全被媒介所浸透，人们接收信息的方式更为多样复杂，框架理论和话语分析理论对专业媒体如何进行新闻呈现的分析已不足以解释智媒时代的一些新闻现象，比如AR新闻，VR新闻这些新的新闻样态在报道时所采用的框架，以及受众对文本框架的接受效果。库尔德利和赫普两人提出了“互型”（Figuration）概念，强调传播和意义的建构要经由一系列物质过程才能发生，这些物质过程包括对象、关联、基础设施、平台四种，媒介技术也属于其中[40]。个体们的交往实践是与技术结合在一起的，不仅是人在使用技术，技术同样也在驯化人。
比如，我们通过手机和数字平台与家人保持联系并进而加深家庭认同感，在这个过程中，认同感的产生是以手机和数字平台等媒介为中介的。“当代媒介和相关基础设施的这些物质可能性，不仅提供了以特定方式维持家庭互型的更多机会，而且塑造了我们的传播实践[41]。”这提醒我们，当个体的生活几乎被媒介包围时，个体对现实的认知建构也将会受到媒介形式变化的影响，在运用框架理论和话语分析理论对文本进行分析时，也需要考虑到呈现文本所采用的新形式，对其进行分析时，必然会涉及对两种理论运用的创新。
六、结语
新闻与传播研究是一个处于十字路口的研究领域，许多在研究中被广泛运用的理论并非本学科原创理论。但如埃尔多甘对主流新闻与传播领域的学术期刊进行抽样分析后所总结的，虽然新闻与传播研究是一个交叉研究领域，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一块学术的“殖民地”，部分将其视为“殖民地”的学者，试图通过话语分析等方法进入其中，将传播研究从其核心带偏，即“从处理在组织化权力结构与利害关系下那真实的人类关系，转换到对支离文本的解释以及无意义的言谈……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产品、流程或文本互动（如语言、诠释、解构及话语）被称作‘决定性的主体/因素’[42]。”基于建构主义立场，对框架和话语分析等外来理论的运用，需要注意埃尔多甘的提醒，不停留于表面的文本，而是落脚在新闻与传播领域的核心问题，在中国的语境下，这些核心问题还应该是中国特有的问题，解决的过程应是从表征现象到本质结构，从微观到宏观，唯有如此，中国的新闻与传播研究才能始终站稳脚跟，维持自身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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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庆林，广西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蔡宗峪，广西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编辑：白 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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